自從電影《破‧地獄》上影後，坊間多了討論「生死」的課題。這些討論讓筆者想起一位生命鬥士——斌仔——鄧紹斌先生。斌仔在1991年6月19日因著一次在體操訓練中做了一個失敗的空筋斗，導致全身癱瘓，由頸椎第一、二節斷裂，導致頸部以下癱瘓，無法言語，致令他在醫院卧床渡過了十九個年頭的經歷。在住院的日子裡，他有感與外界隔絕，從而對生命轉向負面的描述，他對那些不能獨立自主的日子，內心不斷掙扎，開始萌生尋死的念頭。他曾去信給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提出安樂死的訴求。 《我要安樂死》是作者斌仔在住院期間寫的自傳，書中記述了斌仔全身癱瘓、事事求人協助和不能自由自主的日子，是無奈的，亦易令人自覺尊嚴盡失的經歷。不但如此，斌仔亦認為他的病構成了家人的負擔，使得他們要終日奔波照顧長年卧床的他，自覺愧對雙親，他的苦況實是不足為外人道。全書筆錄了作者為什麼自喻為「活屍骸」，並且要求安樂死的心路歷程。 斌仔的遭遇正是學者Hans Küng在《臨終者的尊嚴》（Dying with Dignity: A Plea fo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一書中的描述，長期病患的病人好比被「囚禁」在痛苦與恐懼（painful and anxious forms of dying）中。(註1)斌仔在那被「囚禁」的孤獨日子裡完成15萬字的自傳，足見他並不是「活屍骸」。而此書亦在社會引起大眾關注有關安樂死應否在香港合法化的討論和關注，並且帶來對長期病患者和臨終病者的靈性護理及關懷的課題。 亞隆（Irwin Yalom）指出，「死亡不應被視為威脅，它提供了動機，讓我們更完全的活出自己的生，可以找著每個機會，做有意義的事。我們對死亡的察覺是對生命熱誠與創造力的源頭。」原本斌仔自喻為「活屍骸」，什麼也做不了，但他在科技協助下（用口含著筷子打鍵盤），親友、偶像、醫護人員和市民的鼓勵和支持下，斌仔最終突破身體的局限，寫出了他的自傳，記載了「活屍骸」的心聲。斌仔在「愛的能量」支持下，(註2)藉著書寫自傳，從而釋放（liberation）內心的感覺，增強了活在當下的感覺，學習欣賞生活的基本事實。斌仔在書寫自傳中，是一個重整生命的很好例子。 斌仔的故事讓筆者反思存在主義心理學的四個終極關懷，是死亡（Death）、自由（Freedom）、孤獨（Existential Isolation）、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的存在。 (註3)斌仔不怕死，卻怕沒有自由、與外界隔絕和無意義地生存，因此，他要求給他安樂死。斌仔能否如西西弗斯般的態度來看待生活？西西弗斯把無意義的生活看作可以從中獲得快樂的過程；認識世界的荒謬性，但在面對生活的有限性及無目的性，則又藐視荒謬。西西弗斯以創造性的積極態度對待生活，並能從中創造價值。(註4)斌仔無論是生是死均能展現出與他人溝通的共同人性（co-humanity），(註5)斌仔的堅持與執著，引起社會大眾對安樂死的關注、討論、反思。筆者是認同斌仔的經歷是無奈的、困苦的；倘若我們單單定睛於痛苦中，筆者亦會如斌仔般，要求安樂死。然而，我們信徒如能以超越現實（痛苦）的視野，定睛仰望上主來看待生活與生命，那麼我們的選擇會是更正面、積極、有創建和圓滿。 盧雲神父在《最大的禮物》（Our Greatest Gift）中指出，死亡讓我們預備在臨終時再次回到嬰孩時期被他人照顧，在被照顧的過程中展現出共同人性（co-humanity）。生命是上主最大的禮物，是上主的愛臨在，是沒有轉動的影兒。共勉。 。 (註1)Hans Kung, Walter Jens, Dietrich Niethammer, Albin Eser, Dying with Dignity: A Plea fo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1997), 7. (註2)鄧紹斌著，《我要安樂死》，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頁34。 (註3)Irvin D. Yalom,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Basic Books, 1980), 213-485. (註4)陳錦權，〈課當筆記〉，2018。 (註5)郭鴻標，〈靈修神學初探（二）： 從人格成長理論到神學人觀〉，《基督教週報》第2132期（2005年7月3日），10/9/2025讀取，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05/ta10897.htm

香港電影《不赦之罪》是一部以基督教信仰為核心，探討「罪行是否能被赦免」及「寬恕的可能性」的作品。故事圍繞牧師梁保羅（黃秋生飾）和他的家庭展開：他的女兒思晴遭強姦後自殺，令家庭陷入深沉的悲痛。多年後，女兒的加害者阿樂（歐鎮灝飾）刑滿出獄，並加入了梁牧師的教會，兩人之間的關係因此產生了複雜的信仰與人性衝突。 以榮格心理學中的「真我」與「假我」概念來分析，《不赦之罪》呈現了梁牧師內心的掙扎與分裂。榮格提出，真我是真誠、完整的自我，是個體內在的真實本質；而假我則是為了適應外界或保護自己而呈現的面具或角色。在電影中，梁牧師作為牧師的身分代表了他的「假我」——一個必須展現信仰堅定、寬恕仇敵的宗教角色；然而，作為父親的他，真我卻深陷於仇恨、痛苦與無法釋懷的情感中。 梁牧師的假我強調基督教教義中的「愛你的仇敵」、「寬恕罪人」，這是他在教會中必須維持的形象和信念。他努力用信仰來說服自己原諒阿樂，試圖以宗教的力量超越人性的憤怒與復仇慾望。然而，真我卻不斷被女兒的死與阿樂的存在所撕裂，內心的傷痛和矛盾無法輕易消解。當阿樂說他也原諒了思晴，這反而觸發了梁牧師對女兒可能存在的「加害者」一面產生新的懷疑與痛苦，顯示出真我與假我之間的張力和掙扎。 電影中，阿樂的角色同樣體現了真我與假我的掙扎。他作為曾犯下嚴重罪行的少年犯，內心充滿自責與悔恨，渴望得到寬恕與救贖。加入教會後，他試圖以信仰尋找自我救贖的真我，但過去的罪行和社會的排斥使他難以真正擺脫假我——那個被標籤為罪犯的身分。 《不赦之罪》深刻揭示了信仰與人性之間的矛盾，反映榮格心理學中真我假我的動態關係。梁牧師的假我是他作為牧師的社會期望的角色和信仰象徵，強調寬恕與愛；而他的真我則是父親的悲痛與憤怒，無法輕易放下仇恨。這種內心的分裂與掙扎，讓電影成為對自我認識與接納的深刻反思。正如電影所示，寬恕並非簡單的放下，而是需要面對內心的真我，承認自身的痛苦與矛盾，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解。 此外，電影中阿樂尋求寬恕的渴望與受害者難以放下的痛苦形成強烈對比，這讓我思考寬恕不僅是對他人的恩典，更是對自己心靈的釋放。寬恕不是為了對方，而是為了讓自己不被仇恨綁架，這種內在的掙扎與抉擇，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總結而言，《不赦之罪》透過梁牧師與阿樂的故事，生動展現了榮格「真我」與「假我」的心理學議題。在電影中假我代表社會期望與信仰角色，真我則是內心真實的感受與掙扎。電影提醒觀眾，寬恕不只是宗教的教條，更是對自我深刻的認識與接納過程，只有正視真我，才能在傷痛中尋找到真正的救贖與平安。

隨著已故教宗方濟各和新任教宗良十四世都是來自拉丁美洲或於拉丁美洲服務多年，讓筆者想起在二十世紀拉丁美洲動盪的歷史裡的一位殉道聖人──聖奧斯卡·羅梅洛（Saint Óscar Romero）。羅梅洛是聖薩爾瓦多總主教，他生於1917年8月15日，卒於1980年3月24日在主持彌撒中被刺殺殉道。他於2018年5月20日獲已故教宗方濟各冊封為聖人。羅梅洛的生命見證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黑暗中的信仰之路，這正如聖薩爾瓦多一位農村難民說：「羅梅洛蒙席就像是薩爾瓦多的耶穌基督……當他們殺害他的時候，我們都十分難過，因為我們以為一切都完了。但後來我們見到，他的精神給予我們力量抵抗壓迫。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現在更相信耶穌基督。」 他的生命、見證與殉道，激勵了無數基督徒思考：在不公義和苦難面前，我們如何以福音的精神與受壓者同行，見證基督的愛。

從保守到覺醒——羅梅洛的信仰轉折

羅梅洛原本是一位溫和、保守的主教，強調順從與秩序。然而，當他親眼目睹薩爾瓦多政權對窮人和異議者的殘酷鎮壓，當他的好友耶穌會格蘭特（Rutilio Grande）神父因堅持維護正義而遭受暗殺，他的人生與信仰徹底改變。這場悲劇成了他靈性上的「大覺醒」。 羅梅洛開始勇敢地站出來，公開譴責暴力與壓迫，為貧苦與弱小者發聲。他的轉變提醒我們：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避現實，不是安於現狀，而是勇於回應上主在時代中的呼召。

福音的核心——與受壓者同行

羅梅洛的牧職生活，是對耶穌基督「與卑微者同在」，為無權發聲者發聲的活生生見證。在他擔任總主教時，薩爾瓦多社會極度貧富不均，農民和勞工長期受到剝削與壓迫。羅梅洛在他的講道、牧函和禱文中屢屢出現反對暴力及殺害無辜平民的論述，他更對美國軍事支持薩爾瓦多政府作出批評。他呼籲軍政府士兵抗命不要射殺無辜平民百姓，他不斷為無權者和受壓者發聲舉動，令當時的軍政府和教會內部保守派大為不滿及猛烈批評。他在《愛的武力》（The Violence of Love）(註1) 的講章中展現了羅梅洛的生命與復活主的關係緊緊地扣連在一起。他的道，正好展現出一個體驗到復活喜樂的人的靈性美麗的一面， (註2) 亦展現出他靠著對復活主的盼望，敢於以「愛的武力」來抗爭的情操。他教導我們，信仰不是自我保護的堡壘，而是走出自我，進入受苦者的世界。當我們願意打開心門，與貧窮、孤獨、被遺棄的人共度人生時，基督就活現在我們中間。

殉道的見證——基督愛的最高峰

1980年3月24日，羅梅洛在彌撒中被暗殺，當場殉道。他的鮮血灑在祭台上，成為基督愛的最高見證。羅梅洛的殉道不是悲劇，而是福音的高峰——正如他所說：「我的生命不是一己的，乃是你們的。」(註3) 作為聖薩爾瓦多總主教，他忠誠地以無私的愛去牧養和守護他的民眾，明知隨時會遭受暗殺而殉道，他卻義無反顧地踏上那條與受壓者同行的征途，為的是要踐行上主的道，如彌迦書6章8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主同行。」他以生命回應了耶穌「人若為朋友捨命，沒有比這更大的愛了」（約翰福音15:13）的召叫。羅梅洛的殉道提醒我們：信仰不是安逸的保障，而是勇於為愛、為真理、為正義付出一切的勇氣。 他的死亡沒有讓黑暗勝利，反而點燃了整個拉丁美洲、甚至全球基督徒心中的希望之火，實現窮人的解放，上主的公義，以及基督的和平。

現代信徒的呼召——與受壓者同行

羅梅洛的生命，是對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在這個充滿不公、分裂與冷漠的世界，誰來與受壓者同行？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遇見「小型的受壓者」——被忽略的同事、困難中的鄰居、家中的老人、社會的邊緣人。羅梅洛邀請我們：不要轉頭離開，不要只為自己祈禱，而要主動走近他們、聆聽他們、支持他們。 我們可以從日常小事做起：一句問候、一份陪伴、一個正義的聲音、一份實際的幫助。這些微小的行動，都是與受壓者同行、活出福音的具體方式。

讓羅梅洛的精神在我們心中復活

聖奧斯卡·羅梅洛的靈修見證，在今日依然充滿力量。他提醒我們：教會存在的價值，不只是守護信仰，更是與受壓者同行，為正義而奮鬥，為愛而犧牲。讓我們祈求上主，賜我們羅梅洛那份勇敢的心、溫柔的愛、堅定的信仰，讓我們在平凡生活中，成為受壓者的朋友，成為希望的使者。 註1:《羅梅洛：與受壓者同行的牧者》，頁vi。 註2:《羅梅洛：與受壓者同行的牧者》，頁166。 註3:《羅梅洛：與受壓者同行的牧者》，頁5